中国要能在“十四五”期间继续保持全球数字化发展优势与树立标杆地位，必须要着眼于全球思维与顶层设计，重视系统、效能与均衡的原则。
数字化发展三部曲之一：“十四五”期间数字化发展路径思考
中央“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 “数字中国”概念。2021年3月11日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化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同时，一些数字化发达省份提出更为前瞻性与引领性的发展思路，如浙江强调通过大力推行数字化改革来确保浙江成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上海提出要打造“国际数字之都”、福建设定要成为“数字应用第一省”的目标等等。
可以说，经过“十三五”期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全面进入快车道，在全球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凸显，并将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速。我们预计，到2025年，全球广义数字化增加值规模将增至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将增至45%，中国的数字化规模将达到全球的25%左右。
在经历了“十三五”期间数字化发展多点开花之后，中国要能在“十四五”期间继续保持全球数字化发展优势与树立标杆地位，必须要着眼于全球思维与顶层设计，重视系统、效能与均衡的原则。为此，我们提出了“十四五”期间数字化发展应重视的十条原则，其组成了系统化的中国数字大厦。
其中，“数字视野”决定数字大厦的高度；“数字顶层”决定大厦的主体设计；“数字构架”是大厦的四粱八柱；“数字痛点”解决了数字大厦的功能问题；“数字基础”与“数字安全”是数字大厦的根基；“数字效能”是对数字大厦能力的衡量；“数字边界”与“数字平衡”是数字大厦的社会属性要求；“数字标准”是数字大厦建立的标准与对外输出准则。
系统化的中国数字大厦
一、数字视野——把握数字化发展趋势与发展版图。
中国为了在未来能够继续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首先要具备数字化发展的全球视野，掌握当前与预见未来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发展走向。形象的说，数字视野的宽广程度决定了中国数字大厦的高度。从数字技术看，人工智能势必将是数字化依托的基本工具，量子计算将是数字技术发展下一次飞跃，人机深度互动是数字应用的下一阶段突破方向。从数字经济发展来看，数字将成为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数字化对社会的渗透不是无限，对数字隐私的规范与重视将导致数字边界不断清晰与严格。
同时，需要重视分析与布局全球新的数字版图。全球传统经济模式具有三元特征，即欧美为全球主要消费中心，东亚为主要制造中心，其他地区为主要原料来源地。美欧日（G3）是全球三极。然而，数字化时代，经济向中美聚集，前者依赖巨大人口市场与应用创新推动数字化发展，后者依靠技术与算力保持数字化领先。未来全球数字化的中美两极（G2）特征将更加明显，因而也是中美冲突不断持续的大背景。在中美两极特征加深的情况下，现有传统的经济版图将不断调整，全球的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贸易中心将加速向中美聚集，为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二、数字顶层——解决数字化规划路径问题。
当前阶段的数字化发展，基本还处于分布式与条块分隔的状态，系统不通、数据分隔，导致数字化的效能远未发挥到最大潜能。
从本质上看，数字化发展是汇集、创造、运用数据进行优化决策与提升效益的系统工程。数据在社会经济全方面、多层次、上中下游链条的贯通与运用，使得社会经济的系统化特征更加清晰，数字信息传递的广度与深度也将更快渗透到各个环节。因此，数字化更适合运用全局性顶层设计。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功能需求，实施数字化的顶层设计，才能抓住数字化发展的大方向与长远发展节奏与目标。每一步、每个地区与每个部门的数字化应充分考虑顶层设计的任务分解，这样各地各部门合力才能凸显，避免各方无序制定、堆积数字化方案，缺乏战略协同与对接，导致冲突、浪费与无效现象。
三、数字构建——形成数字化发展的具体框架与发展路径。
数字构建包括数字理想布局、现实对比评估、构建改善方向与实施手段四个方面。首先是基于顶层框架，形成未来数字化发展需要的数字理想布局，包括构架全景图与路径发展图。其次，以数字理想布局为基础，对现有数字资源的范围进行对比，可以清晰看到当前数字资源面临的短板与不足；对现有数据资源质量的评估对比，可以发现现有数据质量的不足。第三，依据数据评估，为下一步的数据的改善与扩展方向制定更为精准与清晰的方向、目标以及发展阶段，解决无序数字化的弊端。最后，基于数据改善方向、目标以及发展阶段，设计改善与扩展数据的具体方式，包括通过感知设备采集新的必须数据、衍生计算新的数据、引入外部数据、开展调查生成数据等等。
四、数字痛点——解决为何要数字化与数字化驱动力的问题。
我们在对数字化的调查中发现，各地各地区都在竞相抓紧提出数字化方案与设想，“比学赶超“的风气浓厚。在当前形势大好的数字化进程中，更要防止“形式主义”抬头。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经验看，市场需求与效益驱动是主流，政府不是市场主体，作用较小。在中国，政府是数字化的主要推动者，更可以从全局与顶层设计推动数字化，但一些基层政府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不排除出现为了应付数字化而进行所谓“伪数字化”。因此，在大力倡导数字化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需求驱动，以解决实际痛点、提升效率与创新实效亮点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单纯建立大屏与可视化图表的“伪数字化”的形式主义。
五、数字设施——重视确保数字化优势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经济版图出现重新洗牌，加速向数字经济版图迈进。中国在全球数字化版图变化中面临重大的机遇，而抓住这一机遇的核心就是加速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以此才能确保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真正的两极之一。
数据基础设施包括着围绕数据收集、存储、传输、清洗、处理、应用、交易与安全等一系列的软硬件的基础性软硬件。尤其是当前5G、未来6G以及卫星通讯技术决定了数据传输速度，这将成为全球各国经济竞争力与响应速度高低的关键基础，而算力基础则是数字化应用关键竞争力的核心。
六、数字安全——凸显数字化中的运行根基的重要性。
随着数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一个依托数字运行的社会经济体系将越来越清晰。在此基础上，数字安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而且，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数字安全的重要性不是线性增加，而是呈指数化增加。人类社会经济的集中度前所未有的集中在数字领域，相应的，风险也将前所未有的集中在数字安全领域。
极端情况下的外部人为攻击、太阳电磁冲击与数字化系统内部意外与蓄意破坏，都可能会社会经济运行带来系统性与灾难性的损失。有鉴于此，必须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加强数字安全，防止系统集中可能受到的冲击。集成与一体化的数字系统对提升效率十分重要，但备份与平行系统也是避免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必要数字安全措施。
七、数字效能——重视发展数字化的衡量效果。
衡量数字化成功的标准包括是否推动了效率变革，在效率、负担与成本方面是否有明显改善。因此，效能是检验数字化改革成果的主要标准，从数据的自动收集、填写、汇集与处理到切实减少人工负担，到提升政府工作能力与经济社会运行质量等。在数字化过程中，碎片化与不协同的数字化未必能够提升数字化整体效能，甚至可能形成“数字负担”。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普遍问题：一些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同时拥有多个数字化系统，系统内部实现了数字化，但系统之间没有打通，导致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流回归人工操作。面对庞大高频的数据交换，对人工而言形成了典型的“数字负担”。除此之外，各类码识别信息的系统分隔，造成了大量重复数据填报的负担。因此，数字化不仅要重视消除存量“数字负担”，更要避免形成新的“数字负担”。
八、数字边界——数字化渗透不是无限的，需要尊重隐私的问题。
在国内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中，压倒性的声音是加速全面推进数字化。不容置疑，数字化社会带来的便利与效能是显著的。但从辩证角度看，数字化渗透不是无限的。数字化之所以在中国可以加速推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与用户群体庞大，在数字化应用方面有相对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在数据隐私方面意识相对淡薄与保护力度有限，数字边界模糊，从而客观上推进了数字化的飞速发展。从国外实践看，数字化推行相对缓慢的一个原因是个人与企业注重数据隐私，从而制约了数字化的推进速度。
面向未来，数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将进一步提升，数据的资产特性也更加凸显，个人与企业的数据意识也会进一步加强，这些都将使得数据边界越来越清晰。因此，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数字边界的问题，把握好数字社会发展与数字边界之间的平衡。如果前期忽略这个问题，未来迟早要为此进行调整甚至会出现回撤的阵痛。
九、数字平衡——解决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数字贫困”与“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化的加速意味着经济结构、经济布局与财富的重新调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拥有先发优势与垄断地位的企业已经在数字化转型中获取与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部分小微企业面临营收减少与数字化转型挑战，庞大低学历人群也面对收入下降甚至工作转型的困境。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情况下，需要重视弱势群体在数字化中可能出现的“数字贫困”问题，尤其是需要配套必要的扶持与培训。
另一方面，在制定数字化目标方面，追求便利是重要的一环。然而，当前数字化应用系统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无形中把部分难以使用数字应用的群体排除在外，导致在共享数字福利与便利方面出现“数字鸿沟”。因此，设计与推广简便易用实用的数字化应用系统至关重要，唯此才能使得最广泛的群体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福利与便利。
十、数字标准——确保数字化领先的制度性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生产要素主要体现在技术、资金、土地与劳动力四个维度，具体的标准主要由欧美标准主导,体现在目前全球技术标准体系、经济框架、贸易体系、金融体系与国际规则等各个方面。在数字化加速发展与全球形成中美两极以后，全球的经济与社会格局出现明显的变化，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除了以上提到四方面外，还增加数据这一新的要素，而且由于数据是新加入的要素，其边际重要性还处于逐步增强的趋势。这为中国更多参与与影响全球规则与标准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积极参与数字要素标准的制定与实践，一旦在数字要素标准方面占领先机，则中国对全球数字化的影响将不仅体现在体量方面，而是在制度性领先方面形成优势。
